第三十九章_一觉醒来我变成了妖艳贱货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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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三十九章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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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还是看见,之前看你们很感兴趣的样子xd,今天不放语录摘抄,放半章正文。

  人类与最大也最艰苦的一场遭遇战就发生在这里。从四月五号开始,陆续有二百二十二人感染,包括九十三位医护人员,有将近一半的科室被污染。门诊大楼北侧的急诊科是当时疫情最重的地方,天井就在这里。我不明白这家医院怎么会有这么多人感染,但我知道应该跟上次拍转运的那二十九个人有关系,我得知道这是为什么。没人要我做这个节目,我也不知道能不能做出来,能不能播。但我不管那么多,心里就剩了一个念头,我必须知道。

  到那个时候,我才知道什么是陈虻说的“”。

  采访中,急诊科主任朱继红告诉我,当时这二十九个病人都是病人,世界卫生组织检查的时候,他们曾被装在救护车上在北京城里转。

  九年后,再看二三年对他的采访,那时候我还不能明白这个人为什么说话语速那么慢,脸上一点表情都没有。现在我理解了,那是沉痛。

  我用了很长时间说服他接受采访。我说:“你不用作什么判断和结论,只要描述你看到、听到、感觉到的,就可以了。”

  在电话里,他沉默了一下说:“回忆太痛苦了。”

  “是,”我说,“但痛苦也是一种清洗,是对牺牲的人的告慰。”

  朱继红带我走进急诊室门廊,他俯下身,打开链子锁,推开门,在右手墙上按一下,灯管怔一下,亮了。惨白的光,大概普通教室那么大的空间,蓝色的输液椅套上全是印的白字:四月十七日,周四四月十七日,周四……

  每个床上都是拱起的凌乱的被褥,有些从床上扯到地上,椅子翻倒在地,四脚朝天,那是逃命的撤退。

  这就是我之前听说的天井。四周楼群间的一块空地,一个楼与楼之间的天井,加个盖,就成了个完全封闭的空间,成了输液室,发热的病人都集中到这里来输液。二十七张床几乎完全挨在一起,中间只有一只拳头的距离。白天也完全靠灯光,没有通风,没有窗,只有一个中央空调的排气口,这个排气口把病菌传到各处。

  病历胡乱地堆在桌上,像小山一样,已经发黄发脆。我犹豫了一秒钟。朱继红几乎是凄然地一笑,说:“我来吧。”病例被翻开,上面写的都是“肺炎”。他指给我看墙上的黑板,上面写了二十二个人的名字,其中十九个后面都用笔写着:肺炎、肺炎、肺炎……

  “实际上都是sars。”他说。

  病人不知道。

  “那些不知情的因为别的病来打点滴的人呢?”

  “没有办法,都在这儿沤着。”

  如果我坐在演播室里,我会问他“你们怎么能这样不负责任”,但站在那里,他说这些话的时候脸上木然柔顺的绝望,让我的心脏像是被什么捏着,吸不上气来他和他的同事也沤在里面。人民医院有九十三名医护人员感染,急诊科六十二人中二十四人感染,两位医生殉职。

  我想起转运当天见他们的时候,他们只穿着普通的蓝色外科手术服。当我在胸科医院战战兢兢地穿着全套隔离服进病房,回到急救中心要消毒四十分钟,身边的人紧张得橡胶手套里全湿了的时候,这些医生护士,在天井里守着二十几位病人,连最基本的隔离服都没有。我问他那几天是什么状态,他说:“我很多天没有照过镜子,后来发现,胡子全白了。”

  牛小秀是急诊科护士,三十多岁。她坐在台阶上,泪水长流:“我每天去要,连口罩都要不来,只能用大锅蒸了再让大家用……我不知道这是我的错还是谁的错……”

  朱继红带我去看留观室改成的sars病房,我只看到几间普通的病房,迟疑地问他:“你们的清洁区、污染区呢?”他指了指地上:“只能在这儿画一根线。”我不能相信,问了一句:“那你们怎么区分清洁区和污染区?”朱继红沉默了一会儿,慢慢举起手,在胸口指了一下:“在这儿。”

  我问:“你们靠什么防护?”

  他面无表情,说:“我们靠精神防护。”

  我原以为天井关闭之后他们就安全了,但是急诊科的门诊未获停诊批准,只能继续开着,病人还在陆续地来,没有条件接诊和隔离的医院还在继续开放,发烧门诊看了八千三百六十三个病人,一直到四月二十二日我们来拍摄时,病人才开始转运到有隔离条件的医院。当时病人连输液的地方都没有了,只能在空地上输。

  他带着我去看,所有的椅子还在,输液瓶挂在树杈上,或者开车过来,挂在车的后视镜上,椅子不够了还有小板凳。一个卫生系统的官员在这里感染,回家又把妻子儿子感染了,想尽办法要住院,只能找到一个床位,夫妇俩让儿子住了进去。两口子发烧得浑身透湿,站不住,只能颤抖着坐在小板凳上输液。再后来连板凳都坐不住了。孩子痊愈的时候,父母已经去世。

  一张张椅子依然摆在那里,原样,从四月到五月底,谁也没动过,蓝色的油漆在太阳底下已晒得褪色,快变成了绿的,面对大门口敞开放着,像一群哑口无言的人。

  墙那边一街之隔,就是卫生部。

  五月二十七日,急诊科的护士王晶去世。

  丈夫给我念妻子的手机短信。

  第一条是:“窗前的花儿开了,我会好起来的。”

  他不能探视妻子,只能每天站在地坛医院门口,进不去,就在世界上离她最近的地方守着。

  她写:“回去吧,你不能倒下,你是我在这个世界上唯一的依靠。”

  再下来,她开始知道自己不好了,在短信里交代着存折的密码。

  最后一条,她要他系上红腰带:“本命年,你要平安。”

  他一边恸哭一边念,我的眼泪也满脸地流。小鹏瞪我一眼,做记者哪能这样呢?可是我没办法。

  他没有告诉孩子。女儿大宝才六岁,细软的短发,黑白分明的眼睛,她的卧室门上贴了张条子:“妈妈爱我,我爱妈妈。”

  我问她为什么贴在门上,她不说话。我说:“你是想让妈妈一回来就看见,是吗?”她点点头。临走的时候,她坐在床上叠幸运星,说装满一整瓶子妈妈就回来了。我在黯淡的光线里站了一会儿,看着她叠,大圆口玻璃瓶里面已经装了三分之一。她叠得很慢,叠完一个不是扔进去,而是把手放进罐子里,把这一粒小心地搁在最上层。我看着,想找句话说,说不出来。过了一会儿,她抬起头看我一眼,我心里“轰”一下:她已经知道妈妈去世了,她只是不想让任何人知道自己的难过。

  出来后,车开在二环上,满天乌黑的云压着城,暴雨马上就要下来。一车的人,谁也不说话。

  这是二三年,春夏之交。

  九年之后,人们还会说“这是进病房的记者”,我常觉羞惭。从头到脚盖着白布的病人从我身边推过的时候,还有媒体的信息是“市民可以不用戴口罩上街”。

  我看到了一些东西,但只不过隐约地感到怪异,仅此而已,仅此而已。我觉得自己只是大系统里的一粒小螺丝,一切自会正常运转,我只是瞥到了一点点异样,但我没有接到指令,这不是我节目的任务,我觉得转过头很快就会忘记。

  然后我就忘掉了。

  我做的节目播出后,有同行说:“你们在制造恐慌。”当时我身边坐着时任财经杂志主编的胡舒立,她说:“比恐慌更可怕的是轻慢。”

  最后一天,我们在协和医院门口等待检查结果,确认是否有人感染。张洁在办公室等消息。我们几个坐在车里,等了半小时,一开始还打着岔,嘻嘻哈哈,过一会儿就都不说话了。天贺的电话响了,他接起来说:“对,结果怎么样?……出来啦?……哦,真的呀?谁?……对,是有一个女孩……”

  我坐在最前面,没动,在心里说了句粗口。

  他挂了电话,戳一下我说:“喂,医生说你白血球很低,免疫不好。”

  节目都播完了。金杯车在街上漫无目的地开,谁也没有散的意思,我们打算就这么工作下去,张洁说:“你想去哪儿?”我说无所谓,去哪儿都行。

  回到酒店,收拾东西回家,小音箱里放着ypuppy的音乐,站在高楼的窗口,看着空无一人的北京。看了一会儿,我回身把耳机扣在头上,拿头巾用力一绑,把音乐开到最大。如果当时有人看到这一幕,可能会认为我疯了,因为那根本不算舞蹈,那只是人的身体在极度紧张后的随意屈张,音乐就像是谁站在万仞之上,在风暴中厉喊。

  我闭着眼睛张着手脚,胡乱旋转,受过伤的左脚踝磕在桌腿上,疼像刀一样来。人在那种快意的痛苦里毛发直竖,电子乐里失真的人声像在金属上凶狠地刮刺,绳索突然全都绷断了,我睁开眼,像一只重获自由的小兽,久久地凝视着这个新的世界。

  数月之后,我接到一封信,很短:“还记得七二一医院吗?”

  我马马虎虎地往下看。

  “从那以后,我一直在大街上寻找你的眼睛。”

  我一下坐直了。

  “有一次我认为一个女孩是你,非常冒昧地拉住她问:是你吗?对方很惊慌。直到在电视上看见你,我才知道你是谁,原来你是个有名的记者。”

  他在最后说:“你会觉得好笑吗?我曾以为你会是我的另外一半。”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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